发布时间：2022-10-25
供应链从全球化分工向消费市场靠拢（上）
导读
以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中国加快改革开放路线为标志，冷战时代结束。东西方的隔阂消失，人员、货物、资金开始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跨国企业纷纷瞄准全球工资低廉、环境完善的地理位置，推进了全球化的生产分工。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低通胀和低利率带来的丰富资金，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流向了世界各地。
但随着中美对立、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等事件的出现，全球化迎来了巨大考验。
减少库存并重视效率的JIT（Just-in-Time）模式，其抵御危机的能力十分脆弱，因此在跨国企业的经营战略上，正向防备紧急情况的JIC（Just-in-Case）模式转变。
国际金融世界也将改变。由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被剔出美元资金结算网。自年初以后，外国投资者还加快卖出中国股票和债券。全球资金也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在此背景下，全球供应链正在从全球化分工，逐步缩短并走向接近消费市场。
近几十年来所盛行的全球化，其根本特征，即全球经济在生产、贸易、服务各方面的深度融合。全球化的贸易不仅加速了制造业的分工，也彻底改变了全球农业与服务业——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就在过去二十年创造了一个大宗商品的“超级景气”周期。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生产跨越国界而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兴起意味着，当今制成品的生产取决于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投入。由于生产的全球分工，贸易产品越来越多地包含来自多个国家的零部件，相关的附加值亦是如此。这种生产的全球分工提高了效率，使每个国家都专注于生产其最好的组件，并深刻地重新定义了全球贸易与物流的模式，也导致国际贸易中商品与服务中间环节的投入迅速增长。在电子、机械、纺织和服装等行业，全球分工增长迅速。在这些行业中，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组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基于运输技术的革命性变化——集装箱运输的普及，使得跨国公司可以践行JIT（Just-In-Time）库存管理。通过仅在需要时订购他们需要的东西，公司可以减少浪费，例如过时或过期的库存，提高效率并降低持有成本（仓储）。更重要的是，JIT释放了巨量的运营现金流。由此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催生了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当然也推动了完全依赖全球供应链提供食品、能源、消费品的贸易与消费模式。
但是全球化又是一个既高度整合，却也相当脆弱的矛盾体。一方面表现在全球日益复杂的供应链，各国高度参与全球分工，在共同遵循全球化规则的前提下，于价值链的不同位置上寻求巩固与提升；另一方面因为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分布极其不均衡，加之生产分工的全球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完全依赖全球海运的供应链，又有其维护上的复杂性与脆弱性。
其风险在于：当意外事件扰乱特定地点的生产时，其连锁反应会迅速蔓延到整个价值链，对许多商品的全球生产产生潜在的严重影响。而如果此等影响源于在某一同时为多个价值链提供战略投入与产出的地区，其影响则更为严重。
新冠疫情生动地展示了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据2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联合国《2022年工业发展报告》（IDR）发现，71%的企业在大流行爆发后经历了供应短缺。对于参与全球或区域价值链的公司，这一数字跃升至77%。三分之一的受访公司表示它们正在寻求替代原材料/中间产品，或使用替代供应商；大约五分之一的受访者引入了工艺创新来解决供应短缺问题。因此，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可能会，实际上也正刺激着替代方案。
罗夏咨询公司(Rorschach Advisory)的Joseph Kraft认为，作为应对新环境的方法，应当采取“分离经营策略”——即不将人才、数据、供应链集中于一处。其主要目标已由原来的削减成本转向降低风险。
直到2020年前，跨国公司都依赖于一流的流程和供应链管理标准。然而，仅在2021年，美国商业物流的成本就上涨了22%。这占到了美国经济产出的8%，是21世纪以来的最高份额。而且短期内难以看到平抑的可能。近年来，分散生产的全球供应链现有系统屡遭质疑。新冠疫情、地缘冲突、政策风险以及自然灾害事件等等，也将基于JIT的全球供应链既往模式置于挑战与重新审视之中。
2022年10月，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全球供应链面临“碎片化风险”，这将导致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IMF表示，目前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在造成“供应链的重新配置”，这可能对韧性和稳定性构成长期威胁，而能源危机很可能在2023年见顶。
IMF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Pierre-Olivier Gourinchas：“我们是否将看到由于地缘经济碎片化而导致的供应链重组？令人担忧的是，可能性正向现实转化，也许在可预见的短期内，未来的全球化生产，面临重新分裂风险。”
Gourinchas表示：“我们希望看到供应链的多样化，这样经济体就能变得更有弹性，而通过将供应链多样化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各国政府可以帮助建立全球抵御能力。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投资于生产能力、人力资本数字化、绿色能源和供应链多元化，帮助经济体适应更不稳定的环境。扩大这些可以使经济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更具韧性。”
可以预见在未来数年内，通过将生产转移到更接近消费国的地区，来重新配置供应链各环节的可能性正在显著增强。随着WTO的功能持续失灵，有意愿的国家间正加速进行局部联合。美欧日七国集团（G7）、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等等地区性经贸联合内部政策的调整，也必将促进全球化生产向消费国回流的趋势。
缩短供应链并迁移生产基地（至少是多元化、分散供应商）的趋势，已在对于北美和欧洲的主要企业访谈中被证实。基于对此类公司的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公司发现，由于生产被迁移到接近消费市场的地区，对其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反而有所增加。具体而言，在过往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中获益的公司，预计迁移其生产单位，或分散选择供应商的可能性更大。此外，靠近消费市场、生产一体化的好处并非仅限于进出口部门。发展本地供应链所提供的机会，以及对本地其他经济部门的积极溢出效应，会在相当程度上获取政府部门的肯定与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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