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6-01
瑞士华人实业家
最大的资本——我是中国人
在瑞士，钟表制造是个古老的行业。大大小小的钟表厂几乎都由瑞士人代代相传、延续至今，鲜有外人能够涉足。然而，一位名叫杨玉明的中国人，如今却由于他对瑞士钟表制造所作出的贡献，为瑞士钟表行业人士所称道，被称为打入瑞士钟表业“心脏”的中国人杨玉明生于黄浦江畔，在北京城里，1980年到瑞士自费留学，1983年，作为第一位系统研究瑞士钟表业的华人专家，用法文写出了一本近200页的关于瑞士钟表业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毕业论文，在业内积累了自己的名气。如今，他拥有两家实力雄厚的瑞士钟表制造和加工厂，被称为打入脏”的中国人。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杨玉明怀揣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毕业证书，来到瑞士自费留学。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是不可能出国留学的。那时候，能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还十分稀少。在日内瓦大学，杨玉明只见到四五位中国人，更多的黄皮肤是来自越南的难民，以至于瑞士人老是把他当成越南难民。“当时西方人根本看不起我，也看不起中国。”杨玉明说。“我刚到瑞士时，身上只有200瑞士法郎。到日内瓦后，作为生活必需，还掏出相当于1元人民币的钱买了张地图，这都让我心疼得不得了。”杨玉明平静地回忆道。那段时间，为了生计，他摘过葡萄，当过仓库保管员，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然而，生活上的窘困倒在其次，学业上的困难才是真正的麻烦。杨玉明到瑞士留学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大学期间学的那点外语出国后基本用不上，刚开始时甚至同文盲一样。他一到日内瓦大学就被告知：“你的大学文凭我们不承认，你不能在我们这里正式上课。”他不服气，于是参加水平测试，果然不及格。“没办法，此前在大学里学的全是阶级斗争一类的词汇，实在不会做那些试题。”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被逼入绝境的杨玉明又去日内瓦大学所属高等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求情，总算得了个旁听资格。后来，他又听说该院院长刚写了一本《中国的外交政策》，自己就给这本书写书评。杨玉明花了一年时间，听课、打工、写书评。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拿着自己用法文写的书评找到这位院长，请他指教。院长很惊奇，这位来自中国的小伙子不声不响，没想到还有点真才实学，评起自己的书来居然头头是道。于是该院院务委员会开会，破例让杨玉明正式注册入学。杨玉明选择了国际政治经济专业，希望用两年时间读完硕士学位，然后回到一直思念的妻子和孩子身边，在国内寻找就业机会。最初他的研究方向与钟表行业毫无关系，论文题目是“农工商贸一体化”，研究如何将农村产品就地加工，再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出售给消费者。瑞士有家大型连锁超市就是采用这种运营模式，但那家连锁超市不愿意把自家的商业秘密透露给他。由于得不到线索，他的学业再次陷入困境。
打开钟表之路的大门
杨玉明急切地希望把瑞士钟表行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以及一些经验教训介绍给国人，帮助中国钟表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避免走弯路。不久，转机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日本廉价手表的大举进攻下，瑞士钟表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石英危机”。杨玉明告诉记者：“我的论文导师来自瑞士钟表制造世家，其家族企业也受到了冲击。于是导师建议我把论文的研究方向改为瑞士钟表行业的未来发展，及其在中国市场上营销的优劣势分析。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杨玉明去了纳沙泰尔、汝拉等瑞士传统钟表工业中心，访问了包括欧米茄、浪琴在内的几十家钟表厂，获得了很多第一手材料。同时，他还在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文献，研究瑞士钟表业的发展沿革。1983年，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杨玉明用法文写出了一本近200页的关于瑞士钟表业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毕业论文，提出瑞士钟表业要想东山再起，就必须走高端路线、实行标准化生产的思路。
为了表示对访问对象的尊重，杨玉明还把论文稿专程送到瑞士钟表行业协会。没想到该协会对这篇论文赞赏有加，并在业内普遍散发，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积极反响。这篇论文还获得曾任法国驻英国大使、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高官的大学教授奥利维埃·龙的欣赏，并被推荐到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一来，杨玉明不仅获得了硕士学位，而且作为第一位系统研究瑞士钟表业的华人专家，在业内积累了自己的小名气。通往成功的大门就此被叩开。1984年，杨玉明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因为有了那篇论文作为“敲门砖”，被斯沃琪集团聘为顾问，负责策划中国市场事务。从此，杨玉明留在了瑞士，并进入到瑞士钟表行业。此后，又经过两年的实践，杨玉明对于瑞士钟表企业的了解已不再局限于书面知识，而是增加了很多实践经验。同时，他的朋友圈子也不断扩大，为其未来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那时候，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中国钟表业小而全的状况同20世纪60年代瑞士的情形比较相似，几乎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手表厂，但使用的却是前苏联上世纪50年代的手表模具，没有掌握关键的制造技术。此时正好也是西方企业产品更新换代的阶段，许多西方企业都利用这个机会，以次充好，将淘汰的设备高价卖到中国。对此，杨玉明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急切地希望找到用武之地，把瑞士钟表行业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以及一些经验教训介绍给国人，帮助中国钟表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避免走弯路。一次，在遇到一家到瑞士来购买生产线的青岛企业后，杨玉明立刻表示，我来帮你们想办法，别再上当了。于是在1986年，杨玉明找到当地的朋友，迅速成立了一家名为因代科的公司，如期向那家青岛企业交付了生产线，既帮助国内企业以低廉价格购入先进的生产设备，也使因代科做成了第一笔生意。随后，杨玉明又瞅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发展电子表的商机，建议因代科大规模生产并出口手表机芯，获得了巨大成功。如今，这家当时注册资本只有5万瑞士法郎的企业，已成为年产机芯上亿只的全球著名机芯生产厂家之一。1999年，杨玉明获悉有一家叫做奥尼维亚的手表零件厂因为经营不善陷入困境，希望找人接手。在因代科几年的创业经历，使他对当地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企业文化都有了足够了解，并在人力资源管理以及产品设计开发方面，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救活一家钟表企业，对于杨玉明来说已非难事。尽管如此，在正式收购该企业之前，他还是作了大量的市场调研，最后才独自出资，连工厂带老板一起买下，并将其改名为新奥尼维亚。
“什么，一个中国人买了瑞士人的厂？”
得益于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杨玉明获得了百达翡丽、积家和肖邦等瑞士知名高端钟表厂商的认可，成为其机芯关键配件提供商。杨玉明买下这家位于瑞士传统钟表工业中心汝拉州的工厂后，在当地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什么，一个中国人买了瑞士人的厂？”“哼，看他能支撑多久？”许多当地人都抱着怀疑的眼光看着杨玉明，甚至一些他的员工都在准备看笑话。有的老客户听说奥尼维亚易主了，新老板还是黄皮肤的中国人，立即宣布终止与奥尼维亚的一切合同。有的当地竞争对手甚至还写信警告他，不得抢夺人才和市场。可这不仅没有把杨玉明吓倒，反而激发了他迎难而上的斗志。奥尼维亚主要生产手表的“龙头”和“把的”。这两个名词听上去很抽象，其实就是手表机芯的关键配件，也就是一只手表的“心脏部位”。以前，奥尼维亚奉行“大批量、低价格”的经营方针。但瑞士人工太贵、成本太高，低价经营的方针使其无法与日本的零配件厂商竞争。接手奥尼维亚后，杨玉明针对瑞士国情，转向高端生产路线，专门生产高级手表所需的用黄金或其他贵金属制成的零件。虽然产量不大，但是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杨玉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那股认真劲儿。“我刚入行时，十分不理解为什么瑞士钟表行业对品质要求如此‘刻薄’，可谓鸡蛋里挑骨头。但经过产品质量的对比和市场的反馈，我终于找到了‘一点儿不差’和‘差不多’之间的差距。”机械表虽小，却代表着世界上最精密、最复杂的制造业技术。上世纪初期瑞士手表全部是手工制造，50年代是半机械半手工，如今已实现了完全的机械制造。但无论怎么改变，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一丝不苟的品质。靠着认真精神，杨玉明获得了百达翡丽、积家和肖邦等瑞士知名高端钟表厂商的认可，成为其机芯关键配件提供商。如今，杨玉明拥有两家实力雄厚的瑞士钟表制造和加工厂，雇员都是瑞士当地人。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瑞士钟表业受益良多，杨玉明自己所拥有的钟表厂自然也是受益者。杨玉明说，改革开放不但给他带来了出国留学的机遇，也极大地帮助了他后来的事业发展。“我现在生产的钟表零件供应给瑞士的许多品牌，这些品牌的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销往中国市场。中国的巨大市场对瑞士整个钟表行业是好事，当然也使我受益匪浅。”他说。
2013年，瑞士拍摄的第一部有关中国题材的电影《双赢》先后在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上映。这部电影由瑞士人编剧并执导，以杨玉明为人物原型，80%的内容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从最初的创意，到最终拍摄完成，共历时近5年时间。杨玉明说，这部电影一开始名字叫《来自中国》，后斟酌再三，才改成现在的片名，目的是想强调中瑞两国及两国人民只有增进交流、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双赢”。也正是考虑到影片的独特意义，瑞士联邦文化总局还对拍摄工作给予了资助。杨玉明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像影片中所体现的那样，中国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融入国外的主流社会。”回想当初刚来瑞士留学时的情景，再对比一下现在，杨玉明感慨万千：“那时候，一些瑞士人对我们另眼看待，有的甚至态度恶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一听说你是中国人，好多当地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认为中国了不起。”这么多年的异乡生活经历，让杨玉明真切地感觉到，祖国越强大，华人在国外的腰板就越直。他说：“当初我在瑞士发展时没有什么特殊资本，最大的资本——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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