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2-03
阿兰·贝尔塞简介
阿兰·贝尔塞于2011年当选联邦委员，这位当年39岁的弗里堡人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联邦委员之一。此后他一直领导联邦内政部的工作，管理的主要事务包括卫生、社会保险和文化等。
1972年他在弗里堡(Fribourg)出生，已婚并育有三个子女。他曾在纳沙泰尔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他先后担任过科研人员与政治顾问，2003年进入议会联邦院，2009成为联邦院主席。
2017年12月6日，联邦大会(议会联邦院与国民院联合大会)以210票有效投票中190票赞成的结果，选举他为2018年度瑞士联邦主席，联邦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这个票数成绩颇为“优异”。
从1月1日起，阿兰·贝尔塞 (Alain Berset) 将担任为期一年的瑞士联邦主席。这位45岁的弗里堡社会党人是自1934年至今瑞士最年轻的总统。他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畅谈了自己对联邦主席职能、直接民主的展望，以及棘手的欧盟问题等事务的看法。
记者：您当选联邦主席几天后，曾写信给住在沃州(Vaud)尼翁市(Nyon)一位申请入籍的失败者，以表达您的声援。为什么您要这么做？
阿兰·贝尔塞：我无法想像不带感情地搞政治。共同生活、彼此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接触，是我这15年的政治生涯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刚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件事时，就意识到有一家人正在经历不安与沮丧。无论如何，我既不能裁定他的入籍手续，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而且这也不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不过，我很自然地就想写封短信，向这位瑞士居民表示我的支持。我只希望尼翁市政有关机构的决定不会挫伤这个人继续申请入籍的积极性。
记者：大多数联邦主席都爱打出一句口号，您却不是这样。为什么？
阿兰·贝尔塞：我不相信大家能靠喊口号来搞政治。我们宣誓就任的时候，目标应是整个社会和全国上下的利益，而不仅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在瑞士，联邦主席不过是我们与其他人共同承担的一种职责，一个人担当一年，然后传递给另一位联邦委员，所以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延续感。各位联邦主席之间肯定会有些细微差别，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我们成为联邦主席之时，不会抱着用这一年来贯彻自己理念的想法。
记者：您在就职宣言中提到，进行改革、不断发展与保持变通的能力是瑞士成功的关键。可是在2017年，您为之奋斗了六年的养老金大换血方案最终搁浅于投票箱。这是否表明瑞士正在变成一个改革改不动的国家？
阿兰·贝尔塞：我希望不是这样，尽管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经历了企业税制与养老金两项重大改革的失败。就短期而言，我们可以认为重大改革行不通，但我们必须长远地来观察这个问题。培养变通与国家改革的能力在于我们自己。在瑞士，我们成功地占领大多数重大发展的先声。例如在19世纪，瑞士成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个工业化国家。两个世纪后，我们仍在享受当年的勇气结出的果实。如今面对数字化与全球化，当周遭世界在迅速发展之时，没有什么能比停滞不前对我们更为有害。
记者：即使直接民主工具是瑞士政治的根基，可在这个迅速发展的世界里，这工具是否成了发展的制动器？
阿兰·贝尔塞：相对事物发展的速度来说，直接民主确实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时我们前进的速度不如其他国家，但并不能因为世界在飞速发展，就有必要质疑我们所认识的民主。这20、30年来，我们在自我调整上还比较成功。不过，瑞士政体的特殊性还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首先是媒体的多样性与高质量，以使公民能在投票前了解情况与做出知情决定；其次是各政党对直接民主工具使用的责任。
记者：2017年政府两项重大项目的失败，是否表明一种抗议民主也在瑞士浮现，就像美国选出唐纳德·特朗普和英国决定脱欧一样？
阿兰·贝尔塞：这当中确实有几个相似之处。现在人们有时会忘记，直接民主并非民意民主，而是决策民主。我们在投出选票的时候，不能只为发出某种信号，或以为在回应某个民意测验。投票是一项严肃的行动。就在不久前还发生过某些公民动议获通过后，许多公民为此后悔的事，承认他们此前未能考虑到所做决定的全部后果。在人民反对某项政治决定时，抗议性投票可能是合理的；但若抗议性投票触及国家的体制或运作方式，那么就会造成问题。
记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否有必要为3月4日的“废除收视收听费”动议 (No Billag) 担心？
阿兰·贝尔塞：我不认为这个动议牵涉到反对各种机制的抗议运动。这只不过是十几年来媒体业所受冲击的后果。一方面，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浮现带来信息生成与传播的革命；另一方面，免费报纸的出现造成一种错觉，尤其是让年轻一代以为，信息的生成可能无需成本。而“废除收视收听费”动议非常激进，因为它要求简单粗暴地废除用来支持公共视听服务的广播电视税，但在我国，需要保证四种国家语言的信息传播。收视收听费是保持瑞士媒体多样性需付的代价。
记者：明年瑞士人民可能还要就瑞士人民党(SVP/UDC)提出的一项动议投票，该动议要求联邦宪法应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您为这个动议担心吗？
阿兰·贝尔塞：这项动议可能会孤立瑞士。在我个人看来，我相信瑞士的历史、认同感与成功与它的开放密切相连。我国向来就是通行、接触与汇合之地。以日内瓦为例，该州人口有三成以上没有瑞士护照，而这种情况始于15世纪。我国的工作岗位有三分之一则依赖于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
记者：瑞士一直都被视作自由、人类尊严和法治国家的先驱。在如今这个经济利益日益高于一切的世界上，瑞士是否还能继续捍卫这些价值？
阿兰·贝尔塞：我们一直都在为这些价值付出努力，并将继续努力下去。国际机构在我国的发展，尤其是在日内瓦的发展，在这方面就非常重要。此外，我们还总是专注于提供服务、斡旋与帮助。这一角色当然也随周遭世界而演变，但对瑞士来说仍然异常重要。
记者：瑞士境内驻有许多跨国企业，近年来还成了原材料贸易的枢纽。一项要求跨国企业负起责任的动议想迫使瑞士企业在各地尊重人权与环境。但联邦委员会否决了这一动议。这算不算向全世界发出的不良信号？
阿兰·贝尔塞：联邦委员会认可这一争论的重要性，也考虑了发起人的担心。虽然联邦委员会赞同动议的目标，但认为提交的动议不是好的应对方式。而这正是直接民主的积极之处：它让人们能够把问题摆到台面上，一起讨论，让人民能认识到问题。
记者：自发生“阿拉伯之春”后，瑞士冻结了属于埃及、利比亚与突尼斯前独裁者及其亲属的近十亿瑞郎资产。然而七年之后，还没有一分钱回到这些国家。在处理受掠夺人民的问题上行动这么迟缓，您对此如何解释？
阿兰·贝尔塞：瑞士希望能够加快进展。但一切必须遵照法律程序处理，同时也要保证这些钱得到妥善处置。然而钱该还给谁、在何种条件下返还资产，这些都不那么容易搞清楚。因为即使这些资产冻结在瑞士，只要我们不能证明其来源的非法性，就无法改变它的物主。
记者：作为联邦主席，您今年也得重拾棘手的欧盟关系问题。要解决欧盟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包含各种双边关系的制度性框架协议。这样的协议能否像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希望的那样，在2018年内签署？
阿兰·贝尔塞：目前还无法做出保证。我们需要先在国内为实施2014年2月9日大多数选民与州通过的“反对大规模移民动议”找出解决方案。2017年是引人注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瑞士与布鲁塞尔方面就多个领域重新展开接触。11月让-克洛德·容克的伯尔尼之行曾给我们留下积极的印象，然而此后发生了意料之外与消极的变化。瑞士先是出现在欧盟避税港灰名单上，之后瑞士证券交易所又被强加了一年的欧盟金融市场准入权限制。我们愿意把接触继续下去，可是12月的进展对我们非常不利，令事情更加难办。从现在起我们必须进行有限的接触，以了解我们到底能在怎样的信赖与合作基础上继续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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